陳芷琪：我也很感激能成為梓桓以及監製任硯聰的工作夥伴，並一起開展這個電影計劃。這也是我的第一部電影，儘管我之前在紀錄片拓展計劃中工作。但根據我跟梓桓的工作經驗，以及過往在拓展計劃中跟不少本地電影工作者的日常對話，我們都有熱情的，但這份熱情是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，從起點到終點中間有太多事情發生，也有可能是因為香港的生活指數太高等等。

所以我想問問大家，因為我們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拍獨立電影，而手中能掌握的可能就只有這份熱情，來繼續推動自己從起點走到終點。那你們會怎樣形容導演與監製的關係，並嘗試將這份熱情轉化成真實的作品？我想這是很重要的，像梓桓剛才說到他有想法了，就去找一個人幫他推銷出去，連結更多人，擴充自己的人際關係網絡。你們各位也正是導演與監製的關係，是最先也是最重要的夥伴去開展這件事情，你們會怎樣做呢？不如由Biancah和廖導演開始說起。

Bianca Balbuena：你說吧！忠權。（笑）

廖忠權：這裏出現了一個兩難的局面！（笑）

Bianca Balbuena：我就是老闆。（笑）

廖忠權：如果沒有Bianca當我的監製並支持着我，我不能開始我的導演生涯。當我連故事都不知道具體會是怎樣時，已有人肯相信我想說的這個故事。從這點來看，這個關係已是非常建基於信任的，或許這是一種愛，因為你怎可能去信一個人，而他的故事是你沒有聽過，又或連具體內容也沒有看過的呢？所以這種種信任都對開展一段工作關係起了重大幫助。

我猜因為我現在也是監製，不論從導演還是監製的角度，我都很明白兩者一起合作有多困難，主要因為兩者本來都應該為着同樣的目標視野而努力，但各自又截然不同，並有着權力衝突的專業，一個本應持有最終的創作自由權，另一個則有最終的財政責任，兩者是間接地互相衝突的。我自己覺得大部分時間都相安無事，因為信任，我相信她會令這計劃成事，無論這當中會有多少令人頭痛或傷心的事情發生，我想她也相信我不論付出多少代價，也會把電影拍出所想的模樣。

有時那代價對我們兩個都太沉重了，尤其當電影完成後，成績不如預期的時候。當你投入幾年的生命時間在一件事中，自以為跟夥伴有同樣的眼光，結果卻可以是很對或很錯。若結果是好的話，那當然非常好，兩人可以一起慶祝；但要是不好的話，監製和導演的關係亦有着共患難的意義，讓你振作精神，重新出發。就像踏單車，你不斷跌下來，但你仍然很愛跟你的搭檔踏單車，因為這件事情是你唯一會做的，你會一直、一直做，希望有一天會有甚麼留下來。怎樣也好，我相信你的。

Bianca Balbuena：所以他現在主要在做連續劇、電視廣告，而不做……（笑）不，他是一個很好的監製，他現正聯合監製，其實是主監製《Viêt and Nam》（製作中），獲得了不少資助和關注，他會問我一些問題，我就回答他，但所有事情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做。所以我想他是一個比我更好的監製、更好的導演，雖然我不是一個導演。但我很同意，要把兩個部門撮合在一起是很難的，一個是花錢的，一個是儲錢的。有次我去聽一個講座，有人說為甚麼會有那麼多女監製，是因為電影人喜歡培育別人或被培育，我不認為是這樣，我不因為喜歡培育別人而當監製，縱然我是一個媽媽，但忠權的媽媽比我知道得更多。

你很好是因為你把事情做得妥當，而不是因為你是男性還是女性。我不是在說廖導演或楊導演，但很多導演覺得參與電影製作就如找保姆助理，所以他們選一個可以保護他、照顧他，為他做任何事的監製，但不對，這應該是一個合作、夥伴關係，當你需要保護的時候，我們會保護你；但當你做得不對的時候，我們也會不同意你這樣做甚至跟你對抗。我也不知道我在說甚麼。

Fran，我說得對嗎？我去找Fran做聯合監製時，也不是因為他能培育我，而是他會告訴我的電影計劃有哪些部分是不可行的，甚麼劇本很差，回去再想怎樣寫，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有甚麼問題。拍電影是一股熱情，但它也是一門生意，作為一個監製，兩件事都要兼顧，你可以把熱情的部分留給導演，因為他未必明白生意的運作，我曾跟這種導演合作過。所以看你怎樣做，你可以讓他明白，也可以不要管他，自己搞定。

陳芷琪：沒錯，我從Bianca及廖導演身上看到一種特質，就是善良，我認為是在導演與監製的關係中很重要的，甚至在任何關係中都是。我也想問問Fran這個問題，開展一個合製電影時，在技術上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呢？我們剛才說到監製與導演之間緊密的關係，如果延伸至兩人聯合監製時，你有沒有甚麼親身的經驗和提點可告訴我們今天的觀眾？

Fran Borgia：是的，我想最重要的是故事需要世界通行，你說的故事是能連結來自世界上另一邊的人，才算擁有基本的門匙讓它變成一部合製電影。我們會喜歡某種電影，畢竟我們是電影人，要讓人喜歡這故事，那麼故事就要能跟人連結。